嘉庆《滦州志•.卷之一•.形胜》(顾艳霞点校、吴士鸿修、孙学恒纂、2007年9月版第26页)载：“横井浮烟：在城北五里横山上开觉寺。凿石渟泉，因甃以为井，週廻石栏数丈，侵晓时每有烟雾出焉。”

　　光绪二十四年《滦州志•卷八•形胜》(杨文鼎、王大本编修、成文出版社出版)第134页载：“横井浮烟：在城北五里横山上开觉寺前，本天池也，有好事者甃以为井，週廻石栏数丈，侵晓时若有烟雾浮焉。”

　　民国二十五年《滦州志•卷二•名胜》第44页载：“横井浮烟：知州吴士鸿因山居北方元武之地，改为横鼋山，名曰横鼋古井。在城北五里横山上，开觉寺前，本天池也，有好事者甃以为井，週廻石栏数丈，侵晓时若有烟雾浮焉。”

　　滦州开觉寺历史悠久，在元代就是全国知名古刹，且长老祥迈与北京药师院长老从伦同为佛门高僧。

　　在“滦州开觉寺”诸多资料中，有如下记载：由于忽必烈对宗教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元上都成为当时世界的宗教中心，中国传统信仰的佛、道、儒三教，在此交融。在上都城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地位是平等的。宗教建筑除道观、佛寺之外，还有回回寺、十字寺等。蒙哥汗时期，大蒙古国内佛教与道教之间竞争，矛盾日趋激烈，蒙古王室不得不出面调停佛、道二教的争端。1255年，在哈喇和林(曾名“开平城”，在今内蒙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金莲川)举行了佛、道二教第一次辩论会，佛教占了上风。1258年，蒙哥汗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佛、道二教代表计数百人，进行第二次辩论。藏传佛教在八思巴的激辩下，战胜道教，忽必烈判定佛胜道败，佛教获得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命他在上都建立寺院。自此，藏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包括漠北的哈喇和林都获得广泛传播。

　　第二次佛道辩论的具体情节是：元宪宗八年(戊午，1258年)七月，孛儿只斤蒙哥汗命忽必烈亲王召请各地僧、道两宗，并包括儒者在内所谓“九流名士”到上都和林的皇宫聚会，进行第二次辩论，并由忽必烈亲自主持。命福裕为佛教方面的“头众”，全真道的“权教”张志敬(张真人)为道教方面的“头众”，佛道两方各出十七名代表进行辩论，参加-的僧人300多人，道士200多人，担当“证义”的丞相、大臣及儒者共200余人。在僧人当中有地位显赫的掌管佛教事务的那摩国师[7]、八思巴(拔合斯八，吐蕃僧)国师、西蕃国师等人。

　　代表佛教方面出面辩论的十七人是：燕京圆福寺长老从超、奉福寺长老德亨、药师院长老从伦、法宝寺长老圆胤、资圣寺统摄至温;大名府长老明津;蓟州甘泉山长老本琏、上方寺长老道云;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传教寺讲主了询;大名府法华寺讲主庆规;龙门县杭讲主行育;大都延寿寺讲主道寿、仰山寺律主相叡、资福寺讲主善朗;绛州唯识讲主祖珪;蜀川讲主元一。其中的燕京药师院长老从伦，滦州开觉寺长老祥迈，在元世祖二十八年(1291)奉敕编撰《辩伪录》②，将元初的佛道冲突和论争作了详细记载。

　　以上史实足以说明滦州开觉寺早在元代之前就已同上述知名古刹齐名，长老祥迈同燕京药师院长老从伦同居佛教界的顶级法师地位。滦州开觉寺，初创无考，但在蒙古帝国改称“元”代二十一年(南宋宝祐六年)前已是佛门古刹，且有《大觉寺诗存》中的明泽州人，通政使参议、兵备道，山东副使裴骞的“元时此开拓”的诗句互为佐证，说明大觉寺早在元代前就已名震寰宇。

　　注①：祥迈：山西太原人，俗姓呼延氏，呼延赞之后裔。号：迈吉祥、如意和尚、如意野老。九岁落绀，随师请业，勤奋聪颖，善笔墨。始为滦州开觉寺长老，参加宪宗八年佛道之辩，后为云峰寺长老。有《辨伪录》、注《韩文公别传》存世。

　　注②：《辨伪录》：祥迈长老撰于至元辛卯孟春，书存《大藏经▪史传部四》第52册2116页。

　　横山大觉寺景区：沿滦州古城守信路北行至205国道右转东行约1公里，然后左转进入学良道即可直达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