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祖上是江苏常州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世上曾有“四世科甲”、“五子登科”。 高祖、曾祖、祖父、先父均读书至仕,使吕思勉自幼受到家庭浓厚书香气氛的熏陶。吕思勉从小入塾,十二岁时,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十五岁,考入阳湖县学。十六岁,自学古史典籍。在父母和师长的严格教育下,他孜孜不倦,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学问,终成大家。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41年,上海租界沦陷,光华大学迁川,乃携眷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学术著作,他的《白话本国史》堪称是最完整、最权威的国史教材。他的史识和史德可说在中国是独树一帜,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思勉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为人诚朴,谦虚谨慎,对经学、文字学、文学亦有独到见解。晚年想通读《道藏》,研究道教思想,为后人开辟途径,惜未如愿,于1957年10月9日逝世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74岁。多年后,吕思勉的女儿吕翼仁想起父亲的一些事说:列夫·托尔斯泰带走了一个时代,总觉得父亲带走一种道德标准。吕思勉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丰厚无比的史学遗产,还有他的道德风尚、赤诚的爱国之心,对民族、国家、社会深切的关怀,以及为人师表、献身教育的风范。钱穆在《中国文化丛谈》一书中,感慨中国需要一批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志士,为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之脉,作国家民族新文化之基石。这样的文化志士,吕思勉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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